文明程度提高、交易成本下降与“第四利润源”形成

五邑大学  吴海民，吴淑娟，陈辉

原文出处：《城市文明、交易成本与企业第四利润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7期）

近年来，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与各类“红利”的快速消退，无论是降低资源成本的“第一利润源”、还是降低人力成本的“第二利润源”、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的“第三利润源”，正面临着开掘难度不断上升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第四利润源”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五邑大学的吴海民等将城市文明程度的进步和提高视为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改进机制，认为文明不单是一个消解社会冲突、规范行为秩序的“道德机制”，同时也是一个节约交易成本、增进利润绩效的“经济机制”。城市文明进步之所以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利润源泉，其内在机制可以从“物”的文明、“人”的文明和“制度”的文明三方面得到合理解释。城市物质文明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交易的便捷度和交易效率，市民人文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这些功能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契约订立成本、监督防范成本、关系协调成本、交易决策成本等一系列交易性成本，进而促使经济活动的利润得以增加，“第四利润源”由此形成。

为了检验“城市文明进步、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与企业第四利润源形成”这一逻辑推断是否成立，吴海民等利用中央文明委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表彰活动”的准自然实验，使用能分离“时间效应”和“政策处理效应”的KPSM-DID核匹配倍差法模型，对包含文明城市在内的全国189个城市与518家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城市文明程度提高后，所在地民营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管理费用占比平均下降了0.2647个百分点，销售费用占比平均下降了0.6285个百分点，财务费用占比平均下降了0.0259个百分点。“创文”行动对民营上市公司的交易成本起到了明显节约和降低作用，进而提升了其利润绩效水平。相对“非创文”的一般城市的同类匹配公司而言，文明城市所在地的民营上市公司有着更高更好的利润回报。在剔除三大传统利润源所影响的“时间效应”后，“创文”行动产生的利润率与净利润率的“净处理效应”分别达到了6.4493和5.5046个百分点。这一实证结果为解答有关“第四利润源”的成立性命题提供了直接证据。由此得到的启示是：

（1）作为人文精粹的积淀与升华，文明既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社会愈是进行高度的文明创造，就愈能革新其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愈能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活”的灵魂性因素，文明与经济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事实上，现代经济的发展早已迈入以文明高低而论成败输赢的时代。对中国而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抢占文明“制高点”，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宝库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推动力，这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文明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机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机制”；不仅扮演着规范行为秩序的“道德塑造者”的角色，同时还起着节约交易成本的“利润放大器”的作用。交易成本实质是社会分工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本”。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和深入，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高。而文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协调机制，降低经济活动中的摩擦与不必要的资源耗费，实现利润的增加。因此，城市创文活动不光是一个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面子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提升人文素养、确立普世价值的“灵魂工程”，更是一个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利润源泉、提升利润绩效的“红利工程”。向文明要红利，是继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技术红利、制度红利之后一个新的希望所在。

（3）城市文明建设不仅是“第四利润源”的催化剂，同时也是转型升级的“加速器”。经济转型要求要素投入从过去依赖人力、物力和资源消耗的硬投入模式，转向更多依靠文化（文明）、科技、效率、制度实现增长的软投入模式。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城市文明也是所在企业软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加强城市文明塑造与创建、努力改善城市文明环境，不仅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利润绩效的改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外部引领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