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环境约束下我国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何枫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  祝丽云

中国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研究   2015年第7期

中国钢铁产业“十一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相关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目前，日益严峻的能源环境约束使钢铁工业绿色转型问题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提高钢铁企业技术效率是钢铁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同时，资源环境制度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增长、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用。因此，对考虑综合资源利用和环境损失值后的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行更加客观、合理、准确地评价，并在现有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等影响因素基础上，重点探讨环境规制这一重要制度因素对钢铁产业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对提升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实现钢铁工业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多赢，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有钢铁企业技术效率研究均基于传统DEA模型，视钢铁企业为“黑箱”，不能进一步探究导致整体低效的深层次原因。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网络SBM-DEA模型，可以打开“黑箱”，从铁前工序和铁后工序两阶段视角，评价整体及各阶段绿色技术效率。不仅考虑了能耗和污染排放物，还纳入了中间变量生铁，可避免因忽略各生产工序的链接而带来的效率估计偏差，测算结果更符合实际生产过程。现有大多数钢铁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研究，没有考虑环境规制因素。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由于环境成本较低，企业为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往往采取污染末端治理方式，最终致使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可以诱发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在企业内部的开发、运用和扩散。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将会部分或者全部抵消甚至超过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

本文以涵盖了粗钢年产量不足百万吨至3000多万吨的38家大中小型钢铁企业为样本，选取其2009-2013年各变量数据，应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网络SBM-DEA模型进行绿色技术效率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2009-2013年中国钢铁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偏低，明显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考察期内整体绿色技术效率和分阶段绿色技术效率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Ｕ型变化态势。从分阶段效率来看，铁前工序阶段的效率损失现象更为严重，成为制约钢铁企业整体效率提升的短板问题。52.63%的钢铁企业铁前和铁后工序阶段绿色技术效率值均小于均值，说明一半以上的钢铁企业在钢铁生产各工序中都是相对无效的。样本期间内，中国钢铁企业整体绿色技术效率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地区效率差异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与钢铁企业整体绿色技术效率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揭示了中国钢铁企业的环保投入和污染治理投资并没有达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的效果。原因可能为政策部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强度和方式不恰当，没有发挥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同时，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到位，被规制企业很可能就没有动力严格、积极地执行环境规制政策。

通过绿色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得到以下启示：相对来说，铁前工序阶段是中国钢铁产业提高整体绿色技术效率的重点。中国钢铁产业应继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以激励钢铁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在政策设计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可尽可能地多运用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进行调控，最终达到促进钢铁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制造的目的。相关执法部门可通过制定环境决策程序，加强环境绩效审计等手段进一步提高监管力度，引导钢铁企业改变污染末端治理方式，推行绿色清洁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力度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