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

——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的证据

 潘越¹，宁博¹，肖金利²

(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2015年第6期（总327期）

原文题目：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

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联盟关系一直存在于中国市场之中。在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官员主导的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干预地方企业，使其为官员的政绩服务；与此同时，企业也有动机进行政治寻租以期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获得政治倾斜。然而，在组织干部任期制下，官员因任期届满、交流或其他政治原因发生更替已成常态，地方官员更替即代表政治权力转移，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的政企联盟关系较难保持稳定性和持续性。当官员发生更替时，政治权力随之转移，围绕原官员建立的利益联盟关系将难以维系，拥有晋升激励的继任官员更愿意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新的政企关系。换言之，官员更替可能会导致原有政企关系的中断，和新利益联盟关系的形成。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当官员发生更替后，企业将失去原有的政治寻租空间，企业的投资活动、资本市场表现等都会受到影响。但同时，新政企关系的重建过程也意味着地方“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成为地方企业获得更多政治租金的新机遇。在新政企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无论是否参与原有的利益联盟关系，地方企业都将积极寻求与继任官员建立联系，以求在新一轮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赢得优势。戴亦一等（2014）就发现“政治献金”是民营企业构建政企关系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官员发生更替后，民营企业通过增加慈善捐赠与继任政府建立起政治联系，从而帮助企业赢得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回报。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地方国有企业与官员建立利益联盟关系的途径与民营企业存在很大差异。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一直是地方经济的支柱，甚至掌控着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因此，继任官员有足够的激励与地方国有企业建立政企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简称《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地方国有企业的高管由地方政府负责任命，实际上就是由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负责，这为地方官员建立政企关系提供了制度便利。正是由于在政企利益联盟关系的重建过程中，官员有主动与国有企业构建利益联盟关系的强烈动机，国有企业的高管任免制度又为这一动机的实现提供了支持，因此本文认为，地方官员更替会显著影响当地国有企业管理结构的稳定性，即在官员更替后，国有企业高管发生变更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鉴于此，本文以2006-2012年在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从政企关系重建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地方主政官员（市委书记）更替与国有企业高管非正常变更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行业差异、继任官员来源两个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并最后考察了这种由政治权力变动引致的高管非正常变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市委书记的更替会显著影响市委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高管的非正常变更，从而证实了在中国地方政治体系和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联盟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引发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的过程仅存在于由市委直接管理的制造业和房地产国有企业中，而在这两个行业中，相比来自外地的官员继任，来自本地的官员继任更可能引发地方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考察这种由政治权力转移引致的高管非正常变更是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高管的非正常变动对企业正常的经营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官员更替带来的高管变更对制造业企业的绩效有不利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官员更替引起的高管变更将带来新的政治关系，从而帮助企业获得稀缺政治租金并转换为短期的商业利益，进而显著提高了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绩效。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中国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官员有足够的动机使用政治权力对企业和市场进行干预，迫使企业和市场服务于其政治诉求，而权力一旦和市场结合，便很容易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滋生大量腐败。因此，有关决策部门应该积极完善公众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使政治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同时不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市场参与者的角色转化为监督者。此外，在现阶段，对现行国家治理制度进行不断的优化改革也显得尤其重要，不仅要建立更加系统全面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市场之手”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积极促成选拔和考核国有企业高层领导人的职业经理市场的建立和成熟，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现有产权制度下政企关系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