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高收入及其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岳希明，蔡萌

原文《垄断行业高收入不合理程度研究》刊登于《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5期

公众对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其根源在于贪污腐败和垄断行业高收入两个主要因素。在垄断行业高收入中，垄断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高薪酬尤其受人瞩目。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多年里，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经常是公众对收入分配不满情绪喷发的导火索。因此，在研究垄断行业高收入时，除了工资的行业平均水平之外，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分布以及与其他行业的比较也应纳入考察的范围之中。

考察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可知，尽管政府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对国有企业工资加以控制，但国有企业职工(包括高管)的工资基本上是由企业管理层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有动机同时也有可能实施对自己有利的薪酬方案，导致整个垄断国有企业工资较社会平均工资相对偏高的同时，垄断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层薪酬较普通职工相对过高的局面。仔细阅读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工资管理文件可知，除了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整体工资水平之外，国有企业内部高管层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的相对水平一直是政策的管控对象。在政府相关政策文件中，经常会看到“企业负责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或“企业负责人的工资以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确定”等表述，这是政府限制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和防止管理层工资相对过高的佐证。那么，国有企业(包括垄断国有企业)工资管控政策的效果又如何呢？这是迄今为止决策层和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实际数据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国有企业整体工资水平上，还是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比例上，政府的管控政策收效甚微，基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们采用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在整个收入分布上把垄断行业相对竞争行业的高收入分解为合理与不合理的比重，由此考察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否合理、合理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并对政府相应政策给予评价。以往相关文献仅从平均收入的角度，测量和分析垄断行业高收入中合理与不合理的比重，但由于国有企业内部有利于管理层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政府相关管控政策失效等缘故，与普通职工相比，垄断国有企业高管层高收入中不合理的比重可能更高，或者其高收入中的不合理比重可能随从业人员的收入上升而提高。我们正是要考察和验证这一点。

研究发现，垄断行业高收入中的不合理广泛存在于各个收入阶层，且不合理程度随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逐渐加大。这说明与普通职工相比，垄断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高薪酬更加不合理。这一方面说明以往政府对国有企业职工高收入的调控是必要且合理的，同时也说明以往调控政策是失效的，至少效果不明显。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央开始对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实施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削减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与中央的改革相呼应，目前各省纷纷准备出台类似的改革方案，以限制省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我们的分析结论为此次中央和地方调控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的举措提供了合理性。

政府对包括垄断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实施强行限薪是不够的，有必要拓宽到垄断行业全体从业人员身上。分析显示，尽管收入较高的高管人员，其工资中不合理部分比重较一般工人要高，但是从整体上看，与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从业人员高收入的绝大部分也是不合理的，同样需要加以限制。在实践中，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的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尚未波及到国有企业的其他从业人员，其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因此可以说，此次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改革是不完善的和不彻底的。在这一点上，未来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如果垄断行业整体的高收入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公众对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不公乃至整个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难以平息。

以往管控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做法是在保留国有企业所有制以及实施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通过工资总额及其增长率的管制措施，来防止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收入的过快增长。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不显著，甚至是无效的。解决问题的根本策略在于区分不同的国有企业类型，实施不同企业管理模式和薪酬制度。具体地说，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如汽车、电信等），废除行业的进入壁垒和价格管制，企业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竞争。由于缺少进入壁垒和价格管制的保护，企业不仅无法得到超额利润，同时为了利润最大化和节约成本，其所有者没有动机为其从业人员提供超过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如铁路、电力等行业），政府应实施控制，在保证回收成本的同时，抑制企业涨价，从而避免消费者利益受损。鉴于该类国有企业的非营利性，其从业人员的薪酬制度应适用公务员工资制。另外，对于该类行业，引入民营企业竞争（如国有铁路和私营铁路企业竞争），也是降低国有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有效方式。